中国音乐教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综述

学院艺术实践活动拉开了帷幕，院各系积极配合艺术实践周举办了各种学术讲座和演出。10月9日下午2点在教学主楼413教室，“中国音乐教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学术讲座正在进行。主讲人是我院音乐教育系理论教研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向周俊副教授。这是音乐教育系在学院艺术实践周多项学术活动中展开的第一场主题学术讲座。来自院各系本科生、研究生和老师一百多人参加本次学术活动。向周俊老师的讲座内容主要包括“音乐教育学学科性质”、“音乐教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音乐教育学历史发展沿革回顾”、“音乐教育学科范畴思考”、“ 音乐教育学科构建理论思考”、“音乐教育学民族化问题思考”六大方面。以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历史发展为脉络介绍了音乐教育学在中国近现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征。清晰地勾勒出近现代以“学堂乐歌”为标准的学校音乐教育产生的“歌唱教学法”、“音乐教材教法”到现代的“音乐学科教学论”及“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演化过程。

“音乐教育学学科性质”章节里：“音乐教育学”是“音乐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音乐教育学”学科性质是“理论性学科”还是“实践性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还是“应用性学科”？向周俊教授认为音乐教育理论归根结底来源于音乐教育实践，是为音乐教育实践服务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缺乏实践来源的理论是空洞的。另一方面，音乐教育理论又不能满足于跟踪教育实践的“脚步”，忘记了自己审视的、批判的本质这一使命。“音乐教育学”是“音乐学”的应用性学科，是“教育学”一门分支基础学科，因此理论和实践二者都兼备。

从2011年，国家学科目录划分中，将“音乐教育学”划为“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把过去“音乐教育学”归为一级学科“音乐学”（一切音乐专业统称）所属二级学科“小音乐学”（特指音乐学专业）下属的三级学科中分离出来。还原“音乐教育学”学术本真，是求真求实的理性回归，提升了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地位。由此可见“教育学”为“音乐教育学”的母学科和基础性学科，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音乐教育学研究应遵循“教育学”的学术规律，是研究“音乐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教育是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音乐教育学”研究也不可能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历史线索贯穿着研究中国音乐教育学发生、创立、发展整个过程。

“音乐教育学历史发展沿革回顾”，音乐教育学发展分为三各阶段：1900—1919年为第一阶段；1919—1949年为第二阶段；1949—现在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因“学堂乐歌”运动的学校音乐教育兴起为标志：一是1904年，清政府颁布和实施我国第一个<<奏定学堂章程>>,明文规定“乐歌”（也称“唱歌”）课进入普通学校教育中。以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为“学堂乐歌”代表的仁人志士，开展了各项音乐普及讲座、撰写很多音乐教育文章。成就体现在编写各种各样的“歌唱教学法”和少量的“音乐教材教法”。但这一时期没有形成“音乐教育学”学科体系，音乐教育的思想集中在他们的一些文章和教学法教材里。二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哲学家、美学家王国维积极倡导“教育学”：1906年，王国维在评论《奏定大学堂章程》时，他主张合经学科大学到文科大学科中去，并设计各学科的科目。在各科目中都设有“教育学”，王国维如此重视教育学，是空前的。当时翻译了不下几十种“教育学”版本，主流还是从日本引进的德国的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赫尔巴特被誉为“近现代科学教育学之父”）。可见，当时“教育学”异常火爆。三是虽然这时的“教育学”和“音乐学”没有形成交叉学科。也没有发现“唱歌教学法”中运用“教育学”一些原理。但为后来的“音乐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学科基础。

第二阶段，1919—1949年，孙中山就任民国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他大力推从新教育思想，其核心是美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蔡元培把杜威同中国孔子相提并论：1919年杜威在北京度60度生日的晚餐会上，他代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说杜威与孔子同一生日，并以杜威比孔子，认为孔子与杜威所处的地位、时期不同，有根本的区别；但是孔子的理想与杜威的学说，又很有相同之点。认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破除了阶级和等级性，有教无类；说他因材施教，他的教育，是重在发展个性，适应社会；又说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为经验与思想并重的意义；“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就是试验的意义。蔡元培还说：“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教育学，不是曾研究西洋人生哲学与教育学的，也决不能十分透彻，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国，杜威教育学在教育实践界也产生了很大反响”。杜威30日抵达上海，1921年7月11日回国，杜威长达两年又两个多月之久在中国各地讲学，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教育理念，写在中国各地的许多中小学的墙上，挂在许多教育界人士的嘴上，在中国刮起了一阵旋风。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我国近代美育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提出一套完整的美育思想体系，将美感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中，在我教育历史上是一大创举。毛泽东给他很高的评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20年代，杜威的中国学生、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在我国教育学科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于是教育部在师范课程中的“音乐教授法”改为“音乐教材教学法”，至此“音乐教学法”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在我国中等师范院校中占有了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一些著名音乐家参与到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中来，如王光祈《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肖友梅《为什么音乐在中国不为一般人所重视》，从音乐教育哲学上进行了探讨、缪天瑞《小学音乐教材与教学法》等等。这一时期在杜威的影响下，中国教育界追求民主和进步的教育理念成为一种风尚，给中国音乐教育来了了活力。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拓宽思路，在哲学上有一些深刻，但主要是成就集中在音乐教材和教学法上。音乐教育理论研究处于零碎、自发的状态，没有形成科学学科体系。

第三个阶段：1949至今， 这一阶段分1949—1966、1966—1976、1976至现在三个时期。1949年10月1日，1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说：“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刘少奇曾指出：“以俄为师”。教育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凯洛夫的《教育学》是德国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原始翻版。音乐教育界开始学习苏联音乐教育理论，借鉴苏联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经验。这一时期，人民教育出版社、音乐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学校音乐教学法教材。如：格罗金斯卡娅《唱歌课的教育工作》（1954）、列宁格勒教师进修学院音乐组《歌唱教师辅导手册》（1955）、鲁美尔《中小学唱歌教学法》（1955）、鲁美尔、洛克申等《小学音乐教学法》（1956），马里宁娜《学生唱歌教学经验》（1956）等。 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同时颁布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在这两个法规文件中规定了中小学应对学生“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并规定小学、初中音乐课为必修课。1953年、1954年、1955年教育部相继颁布了《中学教学计划（修订草案）》、《1954年－1955学年度中学各年级各学科授课时数表》、《小学教学计划》，这三个文件都规定小学、初中应开设音乐课。这一时期音乐教育在学校中开始得到重视。 1956年教育部颁发的《初级中学音乐教学大纲（草案）》和《小学唱歌教学大纲（草案）》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颁发的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它是在总结建国初期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实践的经验并借鉴苏联音乐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时代性。此外，各省根据苏联师范学校音乐教学大纲及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编写出版了一批师范学校音乐教学法教材，如：倪秉豫《师范学校音乐教学纲要》（1955）、钟维国《小学唱歌教学研究》（1956）、中国音乐家协会《小学音乐教学参考资料》（1956），这些音乐教材、教参的出版，为师范音乐教育的稳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杜威认为：“赫尔巴特的伟大贡献在于使教学工作脱离成规陋习和全凭偶然的领域。他把教学带进了有意识的方法的范围，使它成为具有目的和过程的有意识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灵感和屈从传统的混合物。”（注：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从音乐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德国化的赫尔巴特式凯洛夫教育学帮助中国完成了后来的音乐教学论“五阶段课堂教学模式”的格式转化。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科学和技术都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美育被否定，学校音乐教育受到严重破坏，音乐教育学研究完全停顿。这是国家的灾难、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也是学术的灾难。这是10年“人妖颠倒是非淆”的疯狂岁月！第三时期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学校音乐教育逐步得到重视和恢复。1986年国务院在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有关文件中规定美育是学校全面发展方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此，美育在国家教育方针中消逝了近30年之后，又重新写入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之中。美育和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重新得到确立。八十年代中，我国一批著名音乐家（大概37位）联名上书党中央国务院要重视和恢复学校音乐教育，引起高度重视。后来国家教委成立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和国家艺术教育委员会，专门指导全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迎来了我国美育的春天。 1989年11月，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9－2000年）》为我国第一个全国学校艺术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了从1989年至2000年我国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这一时期全国学校音乐教育呈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80年代以来，随着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音乐教学法研究受到重视。国家教委颁发的《高等师范学校四年制本科音乐专业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80年3月）及《中等师范学校音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2年4月）中规定高师设“中学音乐教材教法”课程、中师设“小学音乐教学法”课程。 80年代之后德国奥尔夫教学法、匈牙利柯达依教学法、瑞士达尔克罗斯体态律动教学法、美国综合音乐感教学法、日本铃木教学法等陆续被介绍到我国，一些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在各地的讲学、交流、互访活动以及一批翻译介绍国外音乐教育理论的译著、译文、论文的公开发表、出版，对音乐教育研究活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90年以来音乐教育学的主要论著有：秦德祥著《中外音乐教学法简介》（1990）、马东风《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990）、郁文武、谢嘉幸《音乐教育与教学法》（1991）、李妲娜主编《世界音乐教育集粹》（1991）、姚思源《论音乐教育》（1992）、郁正民等《中学音乐教学论》（1992）、陈曼君等《中等学校音乐教学论》（1993）、阎柏林等《音乐教育比较研究》（1993）、杨立梅《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1994）、廖家骅《音乐审美教育》（1994）、郁正民《音乐教育心理学》（1994）等、曹理《音乐学科教育学》（2000）、赵宋光等《音乐教育心理学概论》（2003）等。此时翻译介绍了一批国外音乐教育理论著作，主要有：迈克尔·L·马克《当代音乐教育》（管建华等译，1991）、浜野政雄《新版音乐教育学概论》（曹理等译，1994）、H·F·艾伯利斯、C·R·霍弗、R·H·克劳特曼《音乐教育理论基础》（刘沛主译，1996）、邹爱民等译《音乐教育学》（1996）。此外1995年在《中国音乐》及1996增刊1997年《云南艺术学院学报》及1998年特上刊增刊发表了一大批翻译、编译外国学者撰写的有关音乐教育的论文。 但最有影响力的是1984年由教育部主持、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王克、杜光主编的《中等学校音乐教学法》，作为全国中、高师指定教材。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音乐教育必看一本书，十几个国家图书馆有此藏书，影响力较大。该书把德国赫尔巴特、前苏联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和音乐有机结合，对音乐教育目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理论阐述，音乐教学实践操作性较强。这本书虽然是中等学校音乐教学法，但完全可以认为是一本浅显音乐教育学或音乐教育学雏型。把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纳入规范化道路。

这一阶段有如下主要特点：一是在主体上，思想解放，自觉性强，许多音乐教育学研究者，放眼世界，四海择珍，广收音乐教育信息；二是在内容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以及许多新的音乐教育观念都被吸收到音乐教育研究中来；三是在方法上，思辨为主与实证较少、定性与定量互补为用的观念正在为我们研究者接受；四是在结果上，各种版本的音乐教育研究如雨后春笋，有学风严谨、思路开阔、但具有一定特色的著作和文章较少。以上是向周俊教授从“教育学”学理角度梳理了各历史时期音乐教育学的特征，并阐述了“教育学”在中国历次高峰时期对“音乐教育学”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展现了音乐教育学研究所需要的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众多学科知识和能力，拓宽了我们视野。

向周俊教授早年在“音乐教育学科范畴”研究方面，有所涉猎和探讨。他撰写的“国外音乐教育研究范畴、方法梗概”，曾发表在我院<<中国音乐>>（1994年1期）学术期刊上。这是我国音乐教育学界最早首次发表的研究成果，这次讲座是在他以前研究基础上的深入。一、介绍了“音乐教学法”、“音乐微格教学”、“音乐学科教学论”、“音乐课程论”、“音乐教学技术和设计”、“音乐教育原理”、“中外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统计和测量”、“音乐教育人类学”、“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系列学科课程，及目前在我国发展状况。展望了音乐教育学科课程的美好发展前景。二、对音乐教育学学科课程本身进行了反思，是元教育学的理论思考。这些众多复杂的音乐教育学科课程门类，一时让我们很难认知学科内涵和厘清学科范式。三、向周俊教授高明地把上述学科归宿为“哲学音乐教育学”、“科学音乐教育学”、“实践音乐教育学”三种不同的学科范式，并简洁明了各学科的任务。“音乐教育原理”、“中外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人类学”等属于“哲学音乐教育学”学科范式，主要任务是建立音乐教育价值和规范。“音乐教学技术和设计”、“音乐教育统计和测量”、“音乐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属于“科学音乐教育学”学科范式，主要任务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揭示音乐教育规律。“音乐教学法”、“音乐微格教学”、“音乐学科教学论”等属于“实践音乐教育学”学科范式，主要任务为音乐教育活动提供实践建议和指导。四是向周俊教授的三维音乐教育学科范式归纳总结是他过去理论研究基础上的深化，在当下我国音乐教育学界又一次的开拓、一种全新的创见。新颖而独特，充满魅力！层层递进步步推升，并引发了关于音乐教育学民族化问的思考。音乐教育学研究民族化要根据学科范式来决定，不是所有音乐教育学研究都应该民族化。向周俊教授明确指出“科学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不存在民族化问题，它具有普世性，适应世界各国，诸如音乐教育研究方法等。“哲学音乐教育学”和“实践音乐教育学”则面对是音乐教育价值和行动问题，所以就有民族、地域和国家的特点。具体说“哲学音乐教育学”研究的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培养什么样人的价值问题，“实践音乐教育学”研究如何对我国音乐教育活动提供实践建议和指导，二者必须立足中国音乐教育本土，必须中国化、民族化。否则就没有意义，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向周俊教授认为我国古代典籍蕴涵很多有价值的音乐教育思想。如何建立中国自己民族音乐教育学科体系，是我国目前面临很重要任务。我们可以通过如下途径：1、整理我国古代音乐教育资料；发掘我国古代音乐教育遗产；2、立足当前我国音乐教育实际；采用教育实验、收集、调查积累本国音乐教育材料；3、科学吸收国外有益音乐教育经验，但理论体系构建必须以中国音乐教育经验为主体；4、在语言、行文和体例上要适合中国人的语文习惯。5、向周俊教授指出任何教育的改革和构建，最为关键的，一是在教育内部强调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中国音乐教育民族化一直排斥在体制的外围。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只想用音乐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的改革只能作修补，无济于事。二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建设，又必须以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建设作为依托。因此，一个真正关心、热心音乐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不能停留在只关心、热心音乐教育，而要超越教育，关心并参与政治与经济的改革中去。当然走一条由下而上之的“民间实践—专家呼吁—政府定制”，不失为我国音乐教育民族化改革发展之路，但这条路非常漫长和艰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国外音乐教育理论和实践取得很多成绩，推动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发展。向周俊教授认为，当下我国音乐教育学界某些理论研究已走入了误区。如，对某些专家教授、学者热衷所谓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实际是翻译），而又归纳不出对我国音乐教育有借鉴价值的理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向周俊教授指出：不研究自己本土音乐教育实践和本土理论来证明自己理论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却打着外国人的言论为自己开道，视国外音乐教育某些理论、哲学为宝贝。实属为“洋化的诱惑”——装作的广阔国际视野；“伪装的高深”——堆砌臆造一大批名词和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功利的驱动”——浮躁虚化的学术影响力；等等。致使我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陷入了感知机能丧失和麻木的地步。我们在介绍外国教育理论和经验时要尽量运用中国人读得懂的语言，不要生搬硬套，生造词语。现在音乐教育界有些年轻学者在撰写论文时往往开口是雷默，闭口是埃利奥特，动不动就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且不说这些思潮和主义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即使是真理，也不能简单地搬运到中国来，需要考虑如何与中国的音乐教育实际相结合，考虑中国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如何接受它。向周俊教授敢于直言，说真话，言人所不敢言，对问题思考得很深。他言人所不能言，是他深入研究的学术结果，也是真情实感的表达。同一些应景式的学术讲座不一样，深为敬佩！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建设和中国化都有“取人之长而弃其短，矫己之弊而存其粹”的问题。在宇宙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在音乐教育领域，“事实”在变，“价值”观念也在变，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在实质上是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价值是与超越于事实的理想联系着的，它是理想中的事实。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发展还有漫长求索道路。希望热衷这一事业的学子门努力奋斗，等待着我们的是更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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